二十来年过去，仍记得小学课本中作家冯骥才所写的《珍珠鸟》，文末是：“信赖，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。”因多次在生活和工作中验证这句话的真理性，我对此历久弥新。
近日接触的一个当事人，让我在百般周折后，又忍不住感叹信赖的重要性。
这是一个劳动争议案件的被告，劳动者，省外人。我院作为用人单位所在地法院，受理了公司不服劳动仲裁对她提起的诉讼，她对管辖权提出异议。通知预交管辖权异议案件受理费后若干天，她的诉讼费还没到账，于是打电话去询问。她告诉我某月某日已托朋友交了，交款人是某某。再问财务，还是没有与她描述的信息一致的进款记录。然后又是多次电话往来，无非是让她提供更详细的交款信息以便查询，让她核实一下是否确实交进了，有没有退款；但她坚持称已交。
如是，几天过去。我心想这样僵持也不是办法，便给她发了一份书面的限期补交通知，并将逾期不交的后果在通知中一并告知。然而，她还是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交费，即便我一再强调“如果你确实交了两笔，法院肯定会将多交的费用退还于你”；一再解释“即便显示转账成功，也可能发生退票”。
最终她不知如何发现了钱确实没交进，要求补交。但我明确告诉她补交的期限已过，按照撤回管辖权异议处理。为此，她软硬兼施：哭诉她一个贫穷弱女子赴甬诉讼多不容易，并威胁要投诉我。她的电话轰炸让我不胜其扰。
最后，她打通其他办公室电话，让我同事转告我，她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希望我能接受她的道歉，也对我的工作表示了肯定。这在某种程度上，亦算是一种慰藉。
我不敢妄断100元钱微不足道，但由此折射的当事人对法院和法官的不信任，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我。这种不信任，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法治发展的尴尬处境。
信任与法律，既密不可分，又相互作用。从积极的角度讲，一方面，法律规定了一系列有关信任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，如诚实信用、信赖利益保护。通过这些原则和制度，人们能够预测自己、他人的行为及后果，形成信任的基础；另一方面，信任又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力量。正是人民的信任，使法律不至沦为一纸空文；正是人民的信任，使法律得以发挥实现公平正义、维护个人自由、造福广大人民等职能；正是人民的信任，共同推动着法治蓝图逐步转化成客观实际。但遗憾的是，我们更容易看到的，是二者的负作用：公信欠缺的法律和司法制度，不断吞噬着人民的信任；而人民的不信任，又不断侵蚀着法治大厦。
更尴尬的是，当我们在讨论法律信仰、司法公信力、人民群众对法的感情的时候，法官对于当事人的信任亦成为问题。身为法官，虽知信任对于司法高效运行的重要性，但再强大的心，在一次又一次的信任扑空后，也变得伤痕累累。我犹记得要求调解的案件当事人，在报出价位和付款方案后，因对方看似爽快地同意了，又食言提出于己更有利的方案；我也记得等待原告提供代理律师的电话，但久等未果，再次去电询问，反被原告反问“你这么着急干嘛啦”。很多简易程序的案件，我们理论上可以采用电话通知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到庭参加庭审，但我们不敢，万一原告没到庭且称未收到过通知，我们是否按撤诉处理？万一被告没到庭且称未收到过通知，我们是否缺席裁判？在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下，在强大的媒体和舆论压力下，又有多少法官愿意冒因信任当事人而可能影响办案进程、可能存在程序瑕疵的风险？
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，我们从来不缺信任文化。有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伦理教化，有“人无信不立”的处世格言，也有羊祜与陆抗两交欢之类的典故。只是因为乡土社会和耕种文明，这种信任基本建立在宗族、血缘或者相熟的人之间。现代社会，这种纽带的联结越来越淡漠，而信任，却仍如德国社会学家、哲学家齐美尔所说，“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。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，社会本身将瓦解。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”。
作为司法工作者，为充分发挥信任的力量，我们能做的，一方面是提高制度可信度，通过吸收公众参与法律的实施、立案庭审公开、裁判文书公开等阳光司法各项举措，增加制度的合理性、公开性、透明性；另一方面是提高人际可信度，法官应恪守职业道德，秉公司法，在与当事人的接触中，形成公平公正的形象，赢得当事人的信任。
而至于法官对当事人的信任问题，不妨让我们来点自嘲精神—— 既然“法官是最接近上帝的人”，那么，我就在案件可控范围内相信你吧，因为我们秉信“信赖，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”，秉信我们彼此信赖，可以共同创造中国法治的美好境界。